为宽中倒数15天 - 爱与哀愁

再过15天就开学了，也是宽中即将开始在初一A组以英文版课本上数学课，这项极具争议性的决策，将在校方、董事部对各界斥责所表现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鸵鸟行为下，进入实施的阶段。

12月18日华教节的晚上，笔者在新山一个角落见证了很多令人感动及感慨的事。一群麻坡中化校友，为宽中这项举措，举行了一场名为“华教的危机－－谈宽中数学英文教改对华文独中的冲击。”

这场讲座会的消息发布时，曾有人指着主办当局的鼻子说：“这是宽柔的事，关你们中化什么事？”当然，这不只是宽柔的事，这也是大马所有关心华教发展的人都会关心的事。

三名主讲人义不容辞、千里迢迢，从吉隆坡赶下来“救亡”，时评作者李万千从民族自尊谈论此事，而留美的中化校友郑水兴还通过电脑阐述了各国实行双语教学政 策的失败经验，而留学英国的宽柔校友唐南发则凭他在国际社会的工作经验，一再强调，中学时代的语文学习问题并没有防害宽中生求生的能力。

现场出席者达70人，将整个新山留台同学会的会所挤得满满。新山留台同学会、宽柔校友会及南大校友会的会所是三间相连的店屋。我不知道出席的家长、校友、 为华教出钱出力的前辈有什么感觉？身为一名校友，今天要如此严肃地谈论母校的事情，却要与宽柔校友会的会所隔着一扇铁门进行，真的很不是滋味。而同时在隔 壁进行其它活动的宽柔校友，竟可以对于别人如何谈论自己的母校无动于衷。

出席者当中，有几位国中毕业生挺身而出，以自己为例，希望华社以国中生因面对语言障碍而造成失学率高为鉴，不要自我放弃独中这种得来不易、以母语学习各门学科的机会。

与宽中今年达7000名学生人数相比，70人出席的一个讲座会好像很渺小。笔者本来以为，直接参与母校教学工作的老师们，或者至少与问题最切身的彭志伦校长能齐齐出席讲座会，但看来，他们真的太忙了，忙得连回头思考华教、华校、独中问题的时间都没有。

一名初中数学老师站起来了，她将校方仓促行事的决策过程、老师准备不足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出席者听后齐齐摇头叹息。

对于主办当局及主讲人的努力，笔者与一班宽柔校友其实是心存感激。眼巴巴看着“宽柔校友”被几个“宽柔校友会”的领导人“骑劫”，签署了“八点声明”，成 为众人眼中沉默、支持这项政策的人，甚至在各种场合，宽柔毕业生都被许多人指为：受益自华社、却不关心社会的一群。为什么宽柔校友不说说话？

总算有一群爱护爱校的宽柔校友组织起来，提出了九点疑虑，准备提呈请愿书，要求校方为此做出解答，讲座会上，这项签名运动获得出席者的响应，为这群校友注入了强心剂，这种逆流的工作，最需要支持。

较早时，当我们听到董事长林俊民当众说，“面对一小撮人的指责，我感到很心痛”，一群较有意见的校友其实也是很心痛，万般感受无处诉，那些能走出“英文至上”迷思的校友都会问“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很多校友最直接的反应竟是：“很好啊！早就应该这样了。”

为什么要在一所华校，在初中阶段用英文课本来上数学？全世界任何一个教育学者，都会说：这是不可能提升英文，更不可能提升数学水平的政策。面对家长时，为 什么校方要顺应家长的要求，而不能骄傲地说：“既然你觉得英文如此重要，请你直接将孩子送到新加坡或国际学校，对不起，宽柔中学是一所华校，90年来都是 这样。”

面对留洋的校友回校投诉说“都是华校害我英文不好”，为何不大声回应他们说，“为什么你所读的大学会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独中统考文凭本来就是贯彻母语学习的啊！谁叫你中学时代没好好学英文？”

宽柔办学者为何如此没有信心？为什么非要走到用英文课本学数学的地步？然后好像跪着向家长说：“请你们报读宽中，我们的A组数学是用英文课本教的。”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难过的自卑情景。

笔者想起很多宽柔人，毕业后便到那个最近宣布双语教育政策失败的邻国求学后，便在当地工作、落地生根，在此暂不评论他们是否为外流的人才，只知道要他们越过长堤回来关心母校，似乎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一群人当中，有者在中学时代没有好好了解华教运动，当浸身在一个只看见英文带来功利的社会，便淹盖了母语在自己学习生涯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回来告诉母 校说，宽中应该用英文英语上课。更多人在新山成家立业后，纷纷将子女送往邻国读书，完全否定本地的华小、独中的教育功能。当独中办教育办到连校友都不认同 华教，母校，成也？败也？呜呼哀哉！

唐南发在讲座会总结时，感慨地说到他身边一些本地大学毕业生非常珍惜学习华文的机会，默默耕耘，并积极参加、推动国内各种文学创作比赛，这是独中生所亏欠华社的.. ... 他竟激动地哽咽了数秒钟。

在倒数母校新政策的实行日期的到来，笔者不禁要为明年升初一的学弟、学妹们，还有其它蠢蠢欲动的独中祈祷。

我们期待明年1月3日会有奇迹，或许宽柔中学校方会突然将已购买的英文数学课本转变为辅助教材。

我们也在倒数2008年UPSR考试，华小的数学、科学试卷会以什么语文出题？到时，我们就带几根香烛到华小、独中校门前送终吧！

真是个难得的12月1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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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那年，我的数学拿了9分

我是96年毕业的宽柔人，自从知道宽中将在明年开始，在特优班以英文数学课本教学，心里便千头万绪。很想从宽柔人的角度写一篇东西，全被唐南发学长写完了。

直到今天，校方还在发表“明年恢复英文课本教数学”（见26/10/04星洲《大柔佛》，不能明白为何有关新闻在前几天于全国版嚷嚷后，退居地方版了）的论调。

前校长张拔川说，宽中虽然有特定科目使用英文课本，但校方从未聘任不谙华文的教师去教导这些科目，同时也坚持华语为教学媒介语。

现任校长彭志伦说，宽中明年起初中特优班将以英文课本教授数学科，但校方仍坚持以华语教学，这是绝不妥协的条件，因此最终是否将演变成英语教数理的疑惑是不存在的。

董事长林俊民说，宽中是每年最多学生参加统考的独中，而且也是强制所有初三及高三学生参加统考的独中，这就是对统考100％的支持。

总之，他们就是要说，“我们还是独中，和国中、国民型（已无法律地位的国中）、私立英校不一样。”

当我和一些校友提起此事，大部份的反应还是说“很好啊！”，但如果我继续说，“为什么是特优班？为什么是数学科？”大家便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特优班的学生永远在特优班吗？普通班的学生永远在普通班吗？考宽中时，由于数学成绩不好，便进了普通班。甚至在初一那年，数学科拿了9分，害我连家也不敢回。整个初中生涯，数学简直是我的恶梦，不堪回首。

结果，高中时，我还是进入文商（1）。开窍了，数学科成绩开始及格。到中国念大学时，我立誓从此不碰数学，便选了文学院的科系。与其它留学新加坡、西方国家的同学不一样，在我整个求取知识、思考的过程中，都是用自己最熟悉的华文华语。

在当地一场校际辩论会，一名辩员在辩论时语夹英语进行辩论，一名教授进行评述时说：“... ...对于这位辩员.... ... 我只听得懂俄语。”

在中国学府，外语当然不只是英语，一个泱泱大国，外语固然是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但对于大多数不太精通外语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品质、精神面貌，并不落人后。

我开始思考着，一种语文其实就是一个世界，像钱钟书那样掌握九种语文，当然需下苦功。对于其它语言，英文、马来文、其他原住民语言语文，能掌握是一个人的 本事，就算掌握不了，他也应该有权利使用自己熟悉的语文语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生存下来，而不是现在一些人心里所想：不会马来文就是不爱国、不懂英文 就无法掌握科技。如果学习的问题那么简单，那每个人都是天才了。

回国后，看到本地社会从上而下，在教育语言课题上还在争吵不休，甚至还无法看清楚半个世纪来，引发这种争吵背后的“隐议程”及其对发展多元文化社会所将造成的伤害、停滞，其实是心生厌恶，难道“教育媒介语问题”真的是潘多拉的盒子吗？

我的母校现在说是恢复以前的做法，这种恢复，有任何意义吗？ 什么理由？至少目前，我根本无法苟同其在报章上发表的任何言论、任何辩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更想听到的，其实是曾经鼓励我们要学好三语、在宽中不为升职、只为学生成人成材的老师们的心声，要在一个7000多人的学府里执教，在一个系统化教学（不小心就成疆化制度）的环境里，宽中老师们，你们的心声，董事们知道吗？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如果校方认为，身为校友，只有不问校务，有钱就捐才能表示“报”之道，那才真的不如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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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什么？论什么？-看新闻部的《首要辩论会》

9月11日晚上的第一电视《首要辩论会》（DEBAT PERDANA）被评为“完美的句点”、“新闻部勇气可嘉”，不过，当晚的主持人－前马来西亚前锋报集体总编辑拿督祖汉的表现可说是令人失望的。

与其说这是一场辩论会，不如说是一声论坛，而且是让执政当局占尽上风的表演论坛。主持人对反方的调侃，不仅让“国民团结”的问题搔不到痒处，并且还通过预设问题，企图引导受众在一些尖锐课题的思考模式，主持人的立场令人反感。

举例说：在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提问关于华小为何得不到政府拨款的问题时，首相署部拿督斯里纳兹里马上用一套似乎是巫统对教育源流问题的“统一说辞”接 到：“大家要知道，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有多种源流小学教育，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这种情况... ...”问题悬在此段，没有给反方人士进一步辩驳的时间。

在回教党说他们统治丹丁两州时，也公平对待各民族，主持人马上插嘴道：问题是丹丁两州有多少非土著？如果在其它州，你们也能实施同样的政策吗？一副“丹丁非土著少，你们平等对待还可以，如果在其它州，看你们还会不会如此慷慨？”的模样，
看了真是倒胃口。

在美国的第一次辩论，依照规定和抽签结果，戈尔用２分钟的时间回答了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随后，小布什有１分钟的时间进行反驳。之后，双方就此问题用３分 半钟时间进行辩论。第二个问题将由小布什回答，以此类推。在整个辩论即将结束前，小布什和戈尔各用２分钟发表简短的结论性讲话。上述辩论模式，较可以确保
主持人不偏不倚，是黑是白，就给给你相同的时间，争取时间阐述论点。

而笔者在观赏了《首要辩论会》后，感觉上，连主持人也是辩论嘉宾之一了。

无论如何，新闻部是跨出第一步，虽然有点粗枝大叶，但笔者相信这里面有许多改进的空间。

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种价值观（例：通过教育促进国民团结）形成了冲突。
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一方要维护某种理想价值，另一方要维护某种比较可行的实用性价值。也有的时候，双方所维护的是不同的理想价值。

但是，辩论的目的是要对争议中的问题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其真正使命不是在两者之间一决胜负，而是寻求对两者最大限度兼顾的最佳方案。偏偏那些引起广泛争论的辩题多半具有两难的特征，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能完全成立。追究起来，一切重要争论都源于价值观的分歧。

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如果抱着一决胜负的心理上阵，就不仅会露出“败相”，而且会施展出坏辩术，在誓死捍卫自己这一方的观点时，把它推至极端而成为明显的谬误。

因此观看电视政治辩论的观众，不可将之与一般辩论会等同观赏，耳朵、眼睛都要保持冷静清晰，从中节目的组织者、组织背景、受邀嘉宾，咀嚼每个人的说辞，实在是看不下去的话，就当做是一场表演好了！

最后，从当天的辩题“通过教育促进团结”来总结，笔者认为，1985年马来西亚27华团联合签署的《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还未过时，其第四条宣言 为：“我们认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促进国民团结和国家进步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的基础上国民才能团结。”这个泛人类、跨族群的宣 言，若有可辩之处，恐怕是狡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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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海马，救救海洋 !

听说过海马吧？ 翻开童话故事《美人鱼》的插图，总有海马相伴，所以，从小我就认为海马属于深海的，它是海底世界最美丽的动物之一。

在关于海马保育工作的专题刊登后，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雀跃：天啊！柔佛州的蒲莱河里有海马！！

海马是海龙鱼科家族成员，全世界共有33种海马，我国海域内就有其中的7种，在蒲莱河里的海马，是属于濒临绝种的黄金海马（Hippocampus Kuda），初次在1852年被一名新加坡人于南马海域发现，身长在15公分以内，以河里的小虾、浮游生物为食。

柔佛州蒲莱河口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海草，是海马的温暖窝。但是，当地渔夫在80年代每天可以捕捉到40－100尾，到今天已没有渔夫以此为生，因为，海马身影已难寻。

20世纪开始，人类讨论物种灭亡问题的结论往往是：人类是物种的杀手！科学家对海马的第一份研究刚在1995年出炉，它们却开始面对失去生存环境的威胁。

蒲莱河岸的农业活动（园丘除草剂）、渔业活动（滥捕）、与新加坡港口竞争的TANJUNG PERLEPAS港口（为发展进行的填土、挖深海床）、中医补药，都牵引出人类发展如何与保护大自然共存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视而不见，而是每一个想延续 生命的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国目前没有专业的海马研究员，更甭说保育工作。约在2001年，一名来自丁加奴理工大学的海洋系华裔研究生，获得政府13万9千令吉的研究费用，千里迢迢到振林山驻扎，开始进行为期三年的海马生长习性、繁殖率等研究。

这位仁兄在后期将怀孕的“海马爸爸”进行人工培育，并于2003年11月，将250尾可爱的小海马放回大自然，可是在往后数个月的观察期显示，大部份人工保育的海马不知所终，每一次的捕捞都不超过20尾，这项保育研究即将宣布失败，令人闻之心痛。

这名研究生将在今年毕业。往后，海马的研究由谁或有谁来继续，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一个物种的研究保育工作并不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有多少人能不计回酬愿意放下工作、学业，在退潮时，双脚踏入红树林河岸沼地，拖着鱼网，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网空”？

全世界被发现的海马有33种，其中七种就栖息在我国海域。蒲莱河内的黄金海马已被国际受保护海洋物生公约（CITES）列为“脆弱及资料匮乏（Vulnerable and Data Deficient）”。

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刚开始准备进一步把海马列为我国的受保护动物，在发展及拨款项目，哺育人类文明的森林、河流、海洋所得的“维修费”，往往比起城市内人工的花圃还差之千里。亡羊补牢，只能祈求老天怜悯无辜的后人，别让“羊群”跑光。

在无法抗拒发展洪流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为海马做的就是“搬家”，将蒲莱河口海草区未发现的海马迁移到其它相似的环境，其二、在蒲莱河上建筑“奎笼”，就地养殖及保育海马，但这需要投入资金、技术及人力。

我国政府有必要重新检讨目前的环境发展政策，尤其是改变环境评估报告（EIA）形同虚设的地位，修正快要可以摆进博物馆的环境保护法令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令，重视多元物种保育工作，拨款增加物资人力，让环境保护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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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阅“救救海马行动委员会”网页

Press freedom: Who controls media owners?

I refer to the letter Press freedom limits set by owners.

When we talk about press freedom, we must not forget the parliaments Acts that pose a threat to our media institutions. For instance,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1972, the Defamation Act 1957,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and the Sedition Act 1948.

It is vital for democracy to honour and promote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bu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that it is extravagantly hopeful to just wait for a policy change on press freedom. Censorship always protects a certain interest group.

It is true that press freedom limits are set by owners, but who sets the limits on owners? Controversial debate arose over whether a political party should buy over media institutions i.e. when the MCA-linked company Huaren Holdings acquired two Chinese language papers .

Advocates claimed that it is purely a commercial transaction, but did they give the same competitive chance to grassroots groups or opposition parties?

If government can own their media companies, why can't we set up our own media companies in communities?

Although one can buy a copy of Harakah or any of the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organs on the street, the facts continue to show that there are limits on circulation and printing capacity. Why can't they be given the same parameters as the mainstream media?

Maybe we should feel a little r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allowed - through the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s 10 Point Bill of Guarantees - the continued, open existence of online publications.

But when we look at Malaysian society, what percentage of families fully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Ask our friends in journalism on how often do they surf online to get information and the answer might be startling.

Press freedom can only come from constitutional freedom. We cannot judge only by what is sold at newspaper kiosks, no matter how much freedom is given by government.

One day, when journalists can write or edit without fear of having their publishing licences suspended, and when people can choose to publish more than 1,000 copies of a publication without interference, only then will the notion of press freedom come true.

别认错财神

《独立新闻在线》专栏

【松声竹韵／邓晓璇专栏】有一群人，正在四处收购选民的权利，他们的交易方式如下：

（一）把身份证资料交给我们，你可以获得马币100元。

（二）把身份证资料交给我们，你可以获得50元；如果我们赢了，你会获450元。

（三）把身份证交给我们保管直到补选结束，你可以马上获得1000元。

（四）你不用出来投票，我们帮你投就可以了！

（五）在新板银行开一个户头，我们就会存100元进你的户口。

如果你是选民，最近刚刚失业、或者月入不超过600元、或者家中四个小孩正在求学，对你来讲，政治都是一片黑暗、谁做国会议员都无所谓，反正天下当官一样贪，你会选择哪一项交易？

你一定会选择（三）！1000元！如果你的家庭有五个合法选民，那么你一家人这几天就好像中彩票那样，横财5000元从天而降！

这么一大笔钱真的很吸引人，如今这种世道，有钱就有保障，什么公正啦、司法啦、正义啦，都是政客讲了算。反正这种弱肉强食的政坛，民联的法，都是不合法、非法的，只有国阵的法，才是合法的。

你会说：“我知道霹雳州政权被强行夺走，大臣被逼走，我知道现在霹雳州陷入司法危机、宪法危机，催泪弹都射进回教堂了！就连回教徒为求解散州议会还以肉躯挡驾！就连州议会前面的那棵老雨树都知道……”

陷入这种思想困境的人应该很多，否则在武吉干当的一条街上，不会有那么多人在排队，等着拿钱。

猜猜选民心理

有一群人，对付政敌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以下应该是他们所假设的选民心理：

（一）把身份证资料交给他们，拿了100元，你一定忐忑不安，资料在他们手中，如果我不投他们而导致他们输了，会不会对付我？

（二）拿了50元，他们必须胜出，你才可以拿到另外450元。不投他，你岂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反正你谁都不喜欢、谁都不相信，那些中选的人也都没帮过你，所以你不愿意出来投票，身份证收着也是没有用，交给他们保管，选举后还可以拿回1000元。

（四）这个选区共有38个投票站，出门投票很麻烦，行动不便、交通不便，让别人帮我投吧！

（五）直接去拿钱太招摇了，给人拍到照片怎么办！开个户口，静悄悄收钱比较好。

这难道就是马来西亚的民主？以上是我身在与武吉干当毗邻的雨城――太平时的所见所闻。如果这个焦点选区如此，武吉士南卯和巴当艾两个州议席补选的情况，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往武吉干当的路上，旗海飘扬，我感到很庆幸，我国人民还拥有投票的权利。可是，一旦想到这个权利可以量化、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可以变成一种交易，我感到无比地悲凉。

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对于有钱有势的国阵，看起来，他们对于补选成绩信心满满，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一定在想，这班乡芭佬，懂个屁，给一点钱就可以搞定他们！

我知道很多选民会卖他们的账，因为我曾经在另一场补选的投票日，守在某一所空置的房子外，用我的相机镜头对准一个个领钱后、鬼鬼祟祟离去的选民（右图），不用追问他们是什么种族的人，答案就是：贪钱的人根本不分种族。【点击：行动党称目睹选民入空屋领钱 黄家定：此指责乃行动党伎俩】

最近的巫统党选，巫统纪律委员会以金钱政治之名，胆敢斩了马六甲首席部长的莫哈末阿里上位的后路。可是，我国的选举委员会，从来没有叫任何用钱购买选票的政党、政客负起任何谋杀民主的责任。

有人说，选举有时候像一场赌博、又像一宗买卖，如果你卖掉选票，你卖掉的就是一个机会。

钱到手之后，你可以暂时获得一笔钱，可是吃一餐好的。然而，同时，你可能卖掉一个可以拥有自己土地的惠民政策、让子孙免于贪官污吏迫害的安逸、让别人不必依赖政治糖果生活的幸福、你也可能卖掉全体国人抬起头做人的骄傲。

所以，清明时节雨纷纷，大家千万别错认财神！

地方议会选举制（四）

报道：邓晓璇

活跃于国内民主人权运动的杨培根律师受访时说，地方议会是民主制度最好的表现，它有别于州、国会议席，是最基层、最接近人民的。

“地方议会是最小的选区单位，人口比州选区、国会选区少，一个地方议会选区的人民，可以清楚知道每一个竞选议员的背景，从而选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民代议士。”

他表示，要了解我国地方议会选举的历史，首先要了解当时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的“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1959年开始，地方、市乡议会选举，就是社阵与联盟分庭抗礼的年代，社阵凭着优秀的“为民服务”表现，在全国多个地方、市乡议会中突围而出。

单在柔佛州，社阵就在居銮市议会及13个地方议会赢得执政权，间接地动摇当时的执政势力。

他认为，60年代中期，执政党借马印对抗的混乱局势为由，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制，是执政党为了即得利益，保护本身政权的做法。

“当时地方议会由反对党执政，联盟早有远见，担心反对党的影响力扩张至州选区、国会选区，因此，从暂搁取消地方议会选举至今，一直没有恢复。”


（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３登于＜自由媒体＞）

地方议会选举制(三)

报道：邓晓璇

要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制的呼声，在过去30多年来从不间断。新山资深市议员邓文村在接受访问时，对地方议员选举制及委任制做了不同的剖析。

他认为，若进行地方选举必然需要竞选活动、政治宣传，会造成资源、公帑的浪费，也削减了地方议员为民服务的时间，未必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他说，人民通过手中的一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州政府，已经授权州政府委任地方议员。

“说委任制不民主，是言论上的强辞夺理，因为时代的改变已经改变了民主的操作机制。”

他说，现代的报章有更大的舆论空间，监视地方政府的操作，“比如翁固本小贩逼迁事件，不仅限于地方课题，也变成全国关注的课题，使议员面对舆论压力。”

他说，我国的民主机制在资讯时代变得更严密、更先进、更能迎合人民的要求，比如：市民有什么问题，通过手机就能联络到市议员而社团、报章舆论也扮演着监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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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民选议员及官委议员对人民的利与弊，他说，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议员本身的素质，对于制度的好坏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如果委任制善加利用，选择适当的议员，发挥更好的效能，这将是一个好的制度。

他说，一个议员至少要有马来语表达能力、社会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否则执行任务时会很吃力。

“一些议员没有认清自己的责任，开会时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针对问题思考及表达看法，那他已经失责。”

他说，市议员的权限并不是受州政府控制，每一名议员在议会内中有平等的发言权，各族议员都不会挑起敏感、宗教问题。

他说，议员在针对问题进行辩论时，最后决定权仍落在议员所组成的小组，由市议会高级官员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只是从旁提供专业资料及解释。

他不否认目前议会内容不能完全对外公布缺透明度，但他相信，若有一天采取现场电视转播会议，市议会将经得起考验，届时，那些不学无术、无能有市议员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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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选议员，他说，如果人们置疑官委议员有即得利益，民选议员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认为，民选制也是根据人才的优劣做衡量，民选议员或许能发挥高度效率，但如果党性太强、他的政治意识超越担任议员所应扮演的角色，可能变成为反对而反对。

“反对党在议会里，常出现吹毛求疵、本末倒置的现象，他们借题发挥突出党形象，取悦某一部份、某一阶层群众，没有顾全大局。”

他说，上述情况下，民选议员未必能发挥高效能，如果州政府是执政党，地方议会是反对党，行政无法配合，在一个课题上只会浪费时间、疆持太久，无法做出迅速决定，而影响地方发展计划。

“如果民选议员能够秉公处事，不受党左右，就事论是，才能发挥更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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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３登于＜自由媒体＞）

地方议会选举制(二)

报道：邓晓璇

地方议员民选制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政治制席，60年代初民选议员的高效率服务，至今仍让人怀念；那一辈的人如今已白发苍苍，新一代国人在议员委任制下出生成长，在思考地方议员民选制是否恢复的问题时，也有义务重新认识我国地方议会演变历史。

马来亚政治发展史上的议会民主试验开始于1948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及1949年的市政局选举，1957年马来亚独立，并于1959年正式在全国逐渐推广地方议会选举制。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出炉后，规定每三年普选一次，取代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议员的轮任制。

1964年，联盟籍马印对抗事件导致政局动乱为由，宣布暂时没有选举，但保留地方议员的资格。

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5年3月1日的国会中，向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承诺，一旦国家不再受到印尼的对抗，将立即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其声明的最后部份东姑做了这项庄严的保证：“本人向国会保证，一旦和平被宣布，选举（地方政府）将会被举行。”

但是，印尼对抗在1966年结束后，我国的地方议会选举迄今尚未恢复。

1966年，联盟政府组成一个以印度国大党议员拿督阿迪那哈班为首的“地方政府工作皇家调查庭委员会”，以便深入调查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并探讨如何让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更好。

1968年，阿迪那哈班呈交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除了提出如何改善地方政府工作的建议，也建议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好或是坏”，应继续保留地方政府民选制度。

在审读委员会的报告时，首相署发展与行政小组（DAU）却拒绝接纳报告书中主要的尖锐点。

该小组说，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与管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做为一个民主实践的机构更为重要。“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直接管理地方政府是必要的，继续保留地方政府民选制度，不利于西马达致国民团结、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与第二大马发展计划及新经济政策的宗旨不一致。”

当时，该小组指委员会所推崇的地方议会民选制“过于民主”、“超越政府”，在充满困难与挑战的发展年代、脆弱的种族关系及政经权力架构下，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及国民不团结。

内阁最后采用首相署发展与行政小组的观点，于同年8月27日，通过地方政府选举修正法案，使州政府有权接管市议会，先后接管新山、槟城、芙蓉、马六甲市议会。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颁布后，地方议员便由州政府委任，第15条列明：

（1）不管是否和现有法律冲突，所有与地方政府选举相关的条例之有效性都将即刻中止。

（2）在上述法令获执行后，所有在此法令实行前担任职位的议员将即刻丧失其议员资格。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此后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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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０刊登于＜自由媒体＞)

地方议会选举制（一）

报道：邓晓璇


报章上常见的地方问题多得不胜枚举，垃圾处理不当、道路窟窿无人补、小贩中心搬迁问题、市容美化影响商家、河流、沟渠、墓地、停车位、路灯、公众场所等等，面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推卸作风，居民们往往心里有苦无处诉。

就不久前在新山发生的翁固本小贩逼迁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包括：华团齐齐要求新山官委市长瓦希下台、102摊小贩们在不同意巴迪市场营业地点的情况仍被逼迁？农历新年前，虽然获答应迁出巴迪市场，迁入闹市黄亚福街的后巷，仍面对水电供应问题等等。

种种议题都不禁让人思考官委议员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服务人民？

曾在1963年，中选成为居銮市议员的吴维湘受访时说，地方议会民选是民主的基石，取消地方议会民选等于扼杀民主，它是人民实践民主思想教育最好的场所，地方议会民选制一日不恢复，也彰显民主日益倒退。

他说，有竞选才有竞争，委任议员是议会不透明的开始，议会内有不同的政党监督，日常操作才能透明化。

他说，以前地方、市、州议员必须是本地、本市、本州人，目前议员委任制造成人民不认识议员、不了解其人品背景、并出现官僚作风。

他说，那时中选的地方议员大多是社阵成员，“党员们所受的训练、议会辩论、组织能力、为民服务的素质，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当时的联盟根本无法招架那种势力。”

“当时的道路、沟渠等民生问题，皆交由地方议员处理，如今却出动国、州议员，一名国会议员，本应以国策为主、地方事务为次。”

1964年，地方议会选举开始遭冻结，1967年执政当局清扫极左份子展开大逮捕，却也逮捕了社阵的地方议员、工会代表，萨除反对党在地方议会的势力。1969年，以劳工党党员占多数的地方议员在狱中集体辞职抗议大逮捕、抵制全国大选。

吴维湘在大逮捕行动中入狱，1982年才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斡旋下被释放，是我国遭执政党扣留最久的政治犯。

他入狱前所有的文件、图片、剪报被内政部拿走至今全无归还。

他对于我国近代史上，执政党为了促进“国民团结”所做的各种努力有感而发说：“真正的国民团结，其实来自民主的实践。”

他说，施行地方议会民选制是发扬民主精神的重要制度，民主机制遭破坏，只会造成人民政治冷感，对民主失去信心，投票率低的原因。

60年代的地方议员并非全由选举产生，1960年地方选举法令规定每个议会不能少于6名、多于24名议员。而民选议员（不包括主席）人数必须占大多数。

产业税是地方议会主要收入，在社阵执政的地方议会，也有过州政府拨款不足的问题，利民达社阵就因此事，在1964年放弃执政权。

1962年代表劳工党中选利民达议员的谢亚华说，社阵执政后，利民达迟迟无法获得政府的3万令吉津贴。

“地方议会没钱发展，我们就主办游艺晚会、电影招待会等等进行筹款，一次半次还获得人民响应，筹款活动办多了，人民也会开始埋怨，为了地方居民的福利着想，我们不得已放弃执政权。”

他说，利民达议会共有8个议员（五名民选，三名委任），1962年五名社阵成员当选，当局却委任落选的三名候选人为议员，显然没有贯彻选举的民主精神。

“当局委任落选候选人为议员，于是我们集体不承认他们的议员资格，也拒绝他们参与会议。”

他回忆当时执政情形说，当时议会内，各族议员可使用自己的习惯用语发言（通常是英语、马来语及华语），议会内有翻译员，各族议员都能了解对方的想法，公众也可旁听辩论，监督议员的表现。

“以前的议员月薪仅20元，10元捐给党，还要做粗工，比如发动居民大扫除、清理水沟、掘井、制水时载水、协助申请公民权等等，还常扮演民事纠纷的调解人，议员接获居民投诉马上着手处理，如今一个街灯坏了数个月，却还是不见议员人影。”

他指出，当时地方议会议员都很年轻，21岁左右就出来竞选，虽然教育程度不高，但都经过社阵干部训练，明白服务社会的意义，凭一份责任感为人民服务。

“劳工党每月、每年举办活动，也让我们受益不浅，我们从夜学班掌握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各种知识，至今仍受用无穷。”

他希望现代选民能了解议会民主的内涵，提出诉求，恢复地方议员民选制，才能让议员更好地服务人民，而民间组织也更应积极推动，让我国的议会民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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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3月２０日刊登于＜自由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