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邓晓璇
活跃于国内民主人权运动的杨培根律师受访时说，地方议会是民主制度最好的表现，它有别于州、国会议席，是最基层、最接近人民的。
“地方议会是最小的选区单位，人口比州选区、国会选区少，一个地方议会选区的人民，可以清楚知道每一个竞选议员的背景，从而选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民代议士。”
他表示，要了解我国地方议会选举的历史，首先要了解当时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的“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1959年开始，地方、市乡议会选举，就是社阵与联盟分庭抗礼的年代，社阵凭着优秀的“为民服务”表现，在全国多个地方、市乡议会中突围而出。
单在柔佛州，社阵就在居銮市议会及13个地方议会赢得执政权，间接地动摇当时的执政势力。
他认为，60年代中期，执政党借马印对抗的混乱局势为由，取消地方议会选举制，是执政党为了即得利益，保护本身政权的做法。
“当时地方议会由反对党执政，联盟早有远见，担心反对党的影响力扩张至州选区、国会选区，因此，从暂搁取消地方议会选举至今，一直没有恢复。”
（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３登于＜自由媒体＞）
2004/03/23
地方议会选举制(三)
报道：邓晓璇
要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制的呼声，在过去30多年来从不间断。新山资深市议员邓文村在接受访问时，对地方议员选举制及委任制做了不同的剖析。
他认为，若进行地方选举必然需要竞选活动、政治宣传，会造成资源、公帑的浪费，也削减了地方议员为民服务的时间，未必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他说，人民通过手中的一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州政府，已经授权州政府委任地方议员。
“说委任制不民主，是言论上的强辞夺理，因为时代的改变已经改变了民主的操作机制。”
他说，现代的报章有更大的舆论空间，监视地方政府的操作，“比如翁固本小贩逼迁事件，不仅限于地方课题，也变成全国关注的课题，使议员面对舆论压力。”
他说，我国的民主机制在资讯时代变得更严密、更先进、更能迎合人民的要求，比如：市民有什么问题，通过手机就能联络到市议员而社团、报章舆论也扮演着监督的角色。
－－－－
谈及民选议员及官委议员对人民的利与弊，他说，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议员本身的素质，对于制度的好坏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如果委任制善加利用，选择适当的议员，发挥更好的效能，这将是一个好的制度。
他说，一个议员至少要有马来语表达能力、社会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否则执行任务时会很吃力。
“一些议员没有认清自己的责任，开会时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针对问题思考及表达看法，那他已经失责。”
他说，市议员的权限并不是受州政府控制，每一名议员在议会内中有平等的发言权，各族议员都不会挑起敏感、宗教问题。
他说，议员在针对问题进行辩论时，最后决定权仍落在议员所组成的小组，由市议会高级官员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只是从旁提供专业资料及解释。
他不否认目前议会内容不能完全对外公布缺透明度，但他相信，若有一天采取现场电视转播会议，市议会将经得起考验，届时，那些不学无术、无能有市议员将被淘汰。
－－－
至于民选议员，他说，如果人们置疑官委议员有即得利益，民选议员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认为，民选制也是根据人才的优劣做衡量，民选议员或许能发挥高度效率，但如果党性太强、他的政治意识超越担任议员所应扮演的角色，可能变成为反对而反对。
“反对党在议会里，常出现吹毛求疵、本末倒置的现象，他们借题发挥突出党形象，取悦某一部份、某一阶层群众，没有顾全大局。”
他说，上述情况下，民选议员未必能发挥高效能，如果州政府是执政党，地方议会是反对党，行政无法配合，在一个课题上只会浪费时间、疆持太久，无法做出迅速决定，而影响地方发展计划。
“如果民选议员能够秉公处事，不受党左右，就事论是，才能发挥更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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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３登于＜自由媒体＞）
要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制的呼声，在过去30多年来从不间断。新山资深市议员邓文村在接受访问时，对地方议员选举制及委任制做了不同的剖析。
他认为，若进行地方选举必然需要竞选活动、政治宣传，会造成资源、公帑的浪费，也削减了地方议员为民服务的时间，未必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他说，人民通过手中的一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州政府，已经授权州政府委任地方议员。
“说委任制不民主，是言论上的强辞夺理，因为时代的改变已经改变了民主的操作机制。”
他说，现代的报章有更大的舆论空间，监视地方政府的操作，“比如翁固本小贩逼迁事件，不仅限于地方课题，也变成全国关注的课题，使议员面对舆论压力。”
他说，我国的民主机制在资讯时代变得更严密、更先进、更能迎合人民的要求，比如：市民有什么问题，通过手机就能联络到市议员而社团、报章舆论也扮演着监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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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民选议员及官委议员对人民的利与弊，他说，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议员本身的素质，对于制度的好坏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如果委任制善加利用，选择适当的议员，发挥更好的效能，这将是一个好的制度。
他说，一个议员至少要有马来语表达能力、社会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否则执行任务时会很吃力。
“一些议员没有认清自己的责任，开会时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针对问题思考及表达看法，那他已经失责。”
他说，市议员的权限并不是受州政府控制，每一名议员在议会内中有平等的发言权，各族议员都不会挑起敏感、宗教问题。
他说，议员在针对问题进行辩论时，最后决定权仍落在议员所组成的小组，由市议会高级官员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只是从旁提供专业资料及解释。
他不否认目前议会内容不能完全对外公布缺透明度，但他相信，若有一天采取现场电视转播会议，市议会将经得起考验，届时，那些不学无术、无能有市议员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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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选议员，他说，如果人们置疑官委议员有即得利益，民选议员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认为，民选制也是根据人才的优劣做衡量，民选议员或许能发挥高度效率，但如果党性太强、他的政治意识超越担任议员所应扮演的角色，可能变成为反对而反对。
“反对党在议会里，常出现吹毛求疵、本末倒置的现象，他们借题发挥突出党形象，取悦某一部份、某一阶层群众，没有顾全大局。”
他说，上述情况下，民选议员未必能发挥高效能，如果州政府是执政党，地方议会是反对党，行政无法配合，在一个课题上只会浪费时间、疆持太久，无法做出迅速决定，而影响地方发展计划。
“如果民选议员能够秉公处事，不受党左右，就事论是，才能发挥更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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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３登于＜自由媒体＞）
地方议会选举制(二)
报道：邓晓璇
地方议员民选制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政治制席，60年代初民选议员的高效率服务，至今仍让人怀念；那一辈的人如今已白发苍苍，新一代国人在议员委任制下出生成长，在思考地方议员民选制是否恢复的问题时，也有义务重新认识我国地方议会演变历史。
马来亚政治发展史上的议会民主试验开始于1948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及1949年的市政局选举，1957年马来亚独立，并于1959年正式在全国逐渐推广地方议会选举制。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出炉后，规定每三年普选一次，取代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议员的轮任制。
1964年，联盟籍马印对抗事件导致政局动乱为由，宣布暂时没有选举，但保留地方议员的资格。
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5年3月1日的国会中，向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承诺，一旦国家不再受到印尼的对抗，将立即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其声明的最后部份东姑做了这项庄严的保证：“本人向国会保证，一旦和平被宣布，选举（地方政府）将会被举行。”
但是，印尼对抗在1966年结束后，我国的地方议会选举迄今尚未恢复。
1966年，联盟政府组成一个以印度国大党议员拿督阿迪那哈班为首的“地方政府工作皇家调查庭委员会”，以便深入调查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并探讨如何让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更好。
1968年，阿迪那哈班呈交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除了提出如何改善地方政府工作的建议，也建议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好或是坏”，应继续保留地方政府民选制度。
在审读委员会的报告时，首相署发展与行政小组（DAU）却拒绝接纳报告书中主要的尖锐点。
该小组说，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与管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做为一个民主实践的机构更为重要。“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直接管理地方政府是必要的，继续保留地方政府民选制度，不利于西马达致国民团结、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与第二大马发展计划及新经济政策的宗旨不一致。”
当时，该小组指委员会所推崇的地方议会民选制“过于民主”、“超越政府”，在充满困难与挑战的发展年代、脆弱的种族关系及政经权力架构下，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及国民不团结。
内阁最后采用首相署发展与行政小组的观点，于同年8月27日，通过地方政府选举修正法案，使州政府有权接管市议会，先后接管新山、槟城、芙蓉、马六甲市议会。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颁布后，地方议员便由州政府委任，第15条列明：
（1）不管是否和现有法律冲突，所有与地方政府选举相关的条例之有效性都将即刻中止。
（2）在上述法令获执行后，所有在此法令实行前担任职位的议员将即刻丧失其议员资格。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此后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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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０刊登于＜自由媒体＞)
地方议员民选制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政治制席，60年代初民选议员的高效率服务，至今仍让人怀念；那一辈的人如今已白发苍苍，新一代国人在议员委任制下出生成长，在思考地方议员民选制是否恢复的问题时，也有义务重新认识我国地方议会演变历史。
马来亚政治发展史上的议会民主试验开始于1948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及1949年的市政局选举，1957年马来亚独立，并于1959年正式在全国逐渐推广地方议会选举制。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出炉后，规定每三年普选一次，取代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议员的轮任制。
1964年，联盟籍马印对抗事件导致政局动乱为由，宣布暂时没有选举，但保留地方议员的资格。
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5年3月1日的国会中，向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承诺，一旦国家不再受到印尼的对抗，将立即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其声明的最后部份东姑做了这项庄严的保证：“本人向国会保证，一旦和平被宣布，选举（地方政府）将会被举行。”
但是，印尼对抗在1966年结束后，我国的地方议会选举迄今尚未恢复。
1966年，联盟政府组成一个以印度国大党议员拿督阿迪那哈班为首的“地方政府工作皇家调查庭委员会”，以便深入调查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并探讨如何让地方政府的工作表现更好。
1968年，阿迪那哈班呈交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除了提出如何改善地方政府工作的建议，也建议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好或是坏”，应继续保留地方政府民选制度。
在审读委员会的报告时，首相署发展与行政小组（DAU）却拒绝接纳报告书中主要的尖锐点。
该小组说，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与管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做为一个民主实践的机构更为重要。“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直接管理地方政府是必要的，继续保留地方政府民选制度，不利于西马达致国民团结、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与第二大马发展计划及新经济政策的宗旨不一致。”
当时，该小组指委员会所推崇的地方议会民选制“过于民主”、“超越政府”，在充满困难与挑战的发展年代、脆弱的种族关系及政经权力架构下，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及国民不团结。
内阁最后采用首相署发展与行政小组的观点，于同年8月27日，通过地方政府选举修正法案，使州政府有权接管市议会，先后接管新山、槟城、芙蓉、马六甲市议会。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颁布后，地方议员便由州政府委任，第15条列明：
（1）不管是否和现有法律冲突，所有与地方政府选举相关的条例之有效性都将即刻中止。
（2）在上述法令获执行后，所有在此法令实行前担任职位的议员将即刻丧失其议员资格。
1960年地方政府选举法令此后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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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３月２０刊登于＜自由媒体＞)
地方议会选举制（一）
报道：邓晓璇
报章上常见的地方问题多得不胜枚举，垃圾处理不当、道路窟窿无人补、小贩中心搬迁问题、市容美化影响商家、河流、沟渠、墓地、停车位、路灯、公众场所等等，面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推卸作风，居民们往往心里有苦无处诉。
就不久前在新山发生的翁固本小贩逼迁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包括：华团齐齐要求新山官委市长瓦希下台、102摊小贩们在不同意巴迪市场营业地点的情况仍被逼迁？农历新年前，虽然获答应迁出巴迪市场，迁入闹市黄亚福街的后巷，仍面对水电供应问题等等。
种种议题都不禁让人思考官委议员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服务人民？
曾在1963年，中选成为居銮市议员的吴维湘受访时说，地方议会民选是民主的基石，取消地方议会民选等于扼杀民主，它是人民实践民主思想教育最好的场所，地方议会民选制一日不恢复，也彰显民主日益倒退。
他说，有竞选才有竞争，委任议员是议会不透明的开始，议会内有不同的政党监督，日常操作才能透明化。
他说，以前地方、市、州议员必须是本地、本市、本州人，目前议员委任制造成人民不认识议员、不了解其人品背景、并出现官僚作风。
他说，那时中选的地方议员大多是社阵成员，“党员们所受的训练、议会辩论、组织能力、为民服务的素质，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当时的联盟根本无法招架那种势力。”
“当时的道路、沟渠等民生问题，皆交由地方议员处理，如今却出动国、州议员，一名国会议员，本应以国策为主、地方事务为次。”
1964年，地方议会选举开始遭冻结，1967年执政当局清扫极左份子展开大逮捕，却也逮捕了社阵的地方议员、工会代表，萨除反对党在地方议会的势力。1969年，以劳工党党员占多数的地方议员在狱中集体辞职抗议大逮捕、抵制全国大选。
吴维湘在大逮捕行动中入狱，1982年才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斡旋下被释放，是我国遭执政党扣留最久的政治犯。
他入狱前所有的文件、图片、剪报被内政部拿走至今全无归还。
他对于我国近代史上，执政党为了促进“国民团结”所做的各种努力有感而发说：“真正的国民团结，其实来自民主的实践。”
他说，施行地方议会民选制是发扬民主精神的重要制度，民主机制遭破坏，只会造成人民政治冷感，对民主失去信心，投票率低的原因。
60年代的地方议员并非全由选举产生，1960年地方选举法令规定每个议会不能少于6名、多于24名议员。而民选议员（不包括主席）人数必须占大多数。
产业税是地方议会主要收入，在社阵执政的地方议会，也有过州政府拨款不足的问题，利民达社阵就因此事，在1964年放弃执政权。
1962年代表劳工党中选利民达议员的谢亚华说，社阵执政后，利民达迟迟无法获得政府的3万令吉津贴。
“地方议会没钱发展，我们就主办游艺晚会、电影招待会等等进行筹款，一次半次还获得人民响应，筹款活动办多了，人民也会开始埋怨，为了地方居民的福利着想，我们不得已放弃执政权。”
他说，利民达议会共有8个议员（五名民选，三名委任），1962年五名社阵成员当选，当局却委任落选的三名候选人为议员，显然没有贯彻选举的民主精神。
“当局委任落选候选人为议员，于是我们集体不承认他们的议员资格，也拒绝他们参与会议。”
他回忆当时执政情形说，当时议会内，各族议员可使用自己的习惯用语发言（通常是英语、马来语及华语），议会内有翻译员，各族议员都能了解对方的想法，公众也可旁听辩论，监督议员的表现。
“以前的议员月薪仅20元，10元捐给党，还要做粗工，比如发动居民大扫除、清理水沟、掘井、制水时载水、协助申请公民权等等，还常扮演民事纠纷的调解人，议员接获居民投诉马上着手处理，如今一个街灯坏了数个月，却还是不见议员人影。”
他指出，当时地方议会议员都很年轻，21岁左右就出来竞选，虽然教育程度不高，但都经过社阵干部训练，明白服务社会的意义，凭一份责任感为人民服务。
“劳工党每月、每年举办活动，也让我们受益不浅，我们从夜学班掌握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各种知识，至今仍受用无穷。”
他希望现代选民能了解议会民主的内涵，提出诉求，恢复地方议员民选制，才能让议员更好地服务人民，而民间组织也更应积极推动，让我国的议会民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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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3月２０日刊登于＜自由媒体＞)
报章上常见的地方问题多得不胜枚举，垃圾处理不当、道路窟窿无人补、小贩中心搬迁问题、市容美化影响商家、河流、沟渠、墓地、停车位、路灯、公众场所等等，面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官僚、推卸作风，居民们往往心里有苦无处诉。
就不久前在新山发生的翁固本小贩逼迁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包括：华团齐齐要求新山官委市长瓦希下台、102摊小贩们在不同意巴迪市场营业地点的情况仍被逼迁？农历新年前，虽然获答应迁出巴迪市场，迁入闹市黄亚福街的后巷，仍面对水电供应问题等等。
种种议题都不禁让人思考官委议员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服务人民？
曾在1963年，中选成为居銮市议员的吴维湘受访时说，地方议会民选是民主的基石，取消地方议会民选等于扼杀民主，它是人民实践民主思想教育最好的场所，地方议会民选制一日不恢复，也彰显民主日益倒退。
他说，有竞选才有竞争，委任议员是议会不透明的开始，议会内有不同的政党监督，日常操作才能透明化。
他说，以前地方、市、州议员必须是本地、本市、本州人，目前议员委任制造成人民不认识议员、不了解其人品背景、并出现官僚作风。
他说，那时中选的地方议员大多是社阵成员，“党员们所受的训练、议会辩论、组织能力、为民服务的素质，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当时的联盟根本无法招架那种势力。”
“当时的道路、沟渠等民生问题，皆交由地方议员处理，如今却出动国、州议员，一名国会议员，本应以国策为主、地方事务为次。”
1964年，地方议会选举开始遭冻结，1967年执政当局清扫极左份子展开大逮捕，却也逮捕了社阵的地方议员、工会代表，萨除反对党在地方议会的势力。1969年，以劳工党党员占多数的地方议员在狱中集体辞职抗议大逮捕、抵制全国大选。
吴维湘在大逮捕行动中入狱，1982年才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斡旋下被释放，是我国遭执政党扣留最久的政治犯。
他入狱前所有的文件、图片、剪报被内政部拿走至今全无归还。
他对于我国近代史上，执政党为了促进“国民团结”所做的各种努力有感而发说：“真正的国民团结，其实来自民主的实践。”
他说，施行地方议会民选制是发扬民主精神的重要制度，民主机制遭破坏，只会造成人民政治冷感，对民主失去信心，投票率低的原因。
60年代的地方议员并非全由选举产生，1960年地方选举法令规定每个议会不能少于6名、多于24名议员。而民选议员（不包括主席）人数必须占大多数。
产业税是地方议会主要收入，在社阵执政的地方议会，也有过州政府拨款不足的问题，利民达社阵就因此事，在1964年放弃执政权。
1962年代表劳工党中选利民达议员的谢亚华说，社阵执政后，利民达迟迟无法获得政府的3万令吉津贴。
“地方议会没钱发展，我们就主办游艺晚会、电影招待会等等进行筹款，一次半次还获得人民响应，筹款活动办多了，人民也会开始埋怨，为了地方居民的福利着想，我们不得已放弃执政权。”
他说，利民达议会共有8个议员（五名民选，三名委任），1962年五名社阵成员当选，当局却委任落选的三名候选人为议员，显然没有贯彻选举的民主精神。
“当局委任落选候选人为议员，于是我们集体不承认他们的议员资格，也拒绝他们参与会议。”
他回忆当时执政情形说，当时议会内，各族议员可使用自己的习惯用语发言（通常是英语、马来语及华语），议会内有翻译员，各族议员都能了解对方的想法，公众也可旁听辩论，监督议员的表现。
“以前的议员月薪仅20元，10元捐给党，还要做粗工，比如发动居民大扫除、清理水沟、掘井、制水时载水、协助申请公民权等等，还常扮演民事纠纷的调解人，议员接获居民投诉马上着手处理，如今一个街灯坏了数个月，却还是不见议员人影。”
他指出，当时地方议会议员都很年轻，21岁左右就出来竞选，虽然教育程度不高，但都经过社阵干部训练，明白服务社会的意义，凭一份责任感为人民服务。
“劳工党每月、每年举办活动，也让我们受益不浅，我们从夜学班掌握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各种知识，至今仍受用无穷。”
他希望现代选民能了解议会民主的内涵，提出诉求，恢复地方议员民选制，才能让议员更好地服务人民，而民间组织也更应积极推动，让我国的议会民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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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退稿，2004年3月２０日刊登于＜自由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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