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书《梦植南方》My first book

我和《光华日报》前同事刘暐昀进行的一系列人物专访在受访人士的热心协助下，被编篡成书出版，书名为《梦植南方－新山14个文化人剪影》，这也是我生平的第一本书。

《梦植南方》再版后记

承蒙以吴华为首的多位新山文化界前辈的热心支持，拙作《梦植南方》 得以出版。

本书对于新山文化工作者的系列专访，是在已故大马相声之父姚新光的提议下于2003 年完成，其中13篇先后在《光华日报》发表过，对艺术家郑天炳的专访是较早时发表过的。姚老后来也提议将所有专访结集成书，历经近两年时间，终于出版。

本书的出版，外界褒贬不一。对于书中所专访的文化人，是否值得我们撰文记录，也众说纷纭。诚然，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岗位上，对一名“文化人”的期望总是不同。一步一脚印，回首两年前，与这些历练丰富的文化工作者的深度会谈，对当时仍是”报界菜鸟“的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成长、思考的机会。

书中所采访的14名文化人，最年长与最年轻的年龄差距相差近半个世纪。我们未必苟同他们在各领域文化工作的想法与做法，但我们也必须通过文章写下这些属于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所积累的工作方式。

本书目的并非树立典范，它只是对于一批选择在新山落脚的文化工作者的“再现”。今天，本书记录了他们的故事、足迹，是成败抑或是荣衰，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成为一面镜子。期许未来的日子，更多年轻一代加入文教事业，以为献力文化事业为己任，从中找出一条更理想的道路，让我们独特的语文、文化及祖辈在马来西亚开荒的血泪史，在这片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土上，骄傲地生根、存在，并被友族同胞了解、欣赏。

还要感谢《光华日报》柔佛办事处经理黄建成先生，每当我们面对不知如何着墨的窘境时，经他一提点，总能理出所以然。他从不干涉文章的呈现方式

，给我们俩很多发挥空间，并适时画龙点睛。

感谢《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东方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为本书的出版发布新闻稿、评论、专题，要感谢的朋友无法一一列出。但希望更多朋友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让我们未来的撰文工作能更加进步，谢谢！



邓晓璇

2005年5月26日.新山

我的第一本书《梦植南方》My first book

我和《光华日报》前同事刘暐昀进行的一系列人物专访在受访人士的热心协助下，被编篡成书出版，书名为《梦植南方－新山14个文化人剪影》，这也是我生平的第一本书。

爱慧走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只想在这封信中与你们分享经历了一些事情、心里的一些感受。

上个星期，我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伤痛。虽然我的亲人朋友都能在世纪大海啸中幸
免，然而，我的一位大学同窗兼同房兼好友，却在一场车祸中逝世。

今天我能以非常冷静的心情在陈述这些情感，我要感谢几位在我自闭自封期间，坚持
跑到我家来陪我的伙伴。

我这位已故的闺中密友，在她的公司的职员表格中，将我的联络电话给了她的公司，
我竟然是她在出事时最想首先通知的人，于是，我成为知道这宗意外的第一个大学同
窗。

我没想过事情那么严重，这通电话竟然是一个死讯。从我赶到医院一直到出席她的葬礼，
她就一直躺着，一直像在静静地睡着，一直没有醒过来。那两天，我用电话通知，从新
加坡、澳门到广州，到香港，几位朋友初时还以为我开玩笑，后来随着便是电话中的静
默与哭泣。

忙碌的日子，朋友们都在努力地为自己的人生上色，互相拜访的温情是非常难得的。
好几次通电话时，她都会问我几时上吉隆坡找她，我都会说“下次”。她遇事故的那一天，
其实我正计划在隔天到她所住的地方小住，找她聊聊彼此事业的不如意，找她算算塔罗
牌... ...

然而，总是我们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原来，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一定到来。几个平时
难得见面的朋友都在她的病床前相聚，再聚首，却在我们都将失去。心痛的感觉真的无
法言喻。

到麻坡奔丧时，我接受记者的采访，当时我，前记者，第一次觉得记者怎么如此无聊
？返回吉隆坡期间，还好都在朋友的陪伴下渡过。朋友从港澳地区打来时，我还很坚强
地告诉大家她最后的样子很安详，不要难过，她不想看到我们这样。

回到新山家中，爸妈觉得婉惜。只是，那几晚，我一个人在房间，闭上眼睛就是她在
病床、在棺木里的情景，我知道她已经不在，内心却觉得她还活生生。这是一种令人
纠痛的感觉。看着海啸的新闻，耳边不断重复她的父亲安慰我们的话：海啸也死了很多
人，这是她的命，我们都要接受。

我想，当时我真的可以理解在灾难中失去整家人、整个部落的幸存者心中的伤痛，我
甚至想过，我也曾经每天在她出事的黑区上下班，为什么是我活了下来？

有几个知道我经历此事的朋友那几天，不停说要找我谈天，我一再推辞，我实在没有
力气去招呼他们，请他们暂时让我一个人过日子。谁知他们几人还是摸上门，那一天，
我鼓起勇气，叫涵陪我翻看大学时代和她的合照，发现我和这个曾经像家人般熟悉、一
起经历数年生活的朋友，合照少得可怜，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

写到这里，最心痛的时刻已经过去，我心里深深怀念她。同时，亲爱的朋友们，我想
和你们说，懂得“惜缘”的意义，原来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生活还是要继续，对于很多我一直忽略的朋友，很抱歉。这个朋友是个勇敢追求自己
生活的女生，她对生活追求的勇气正好是我这几年正在渐渐放弃的。但愿每个人都要好
好想想“生活”的意义，重拾追求生活的勇气，有必要时，必须回到生活的原点。

谢谢你们愿意看完我的信。谢谢！

晓璇

为宽中倒数15天 - 爱与哀愁

再过15天就开学了，也是宽中即将开始在初一A组以英文版课本上数学课，这项极具争议性的决策，将在校方、董事部对各界斥责所表现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鸵鸟行为下，进入实施的阶段。

12月18日华教节的晚上，笔者在新山一个角落见证了很多令人感动及感慨的事。一群麻坡中化校友，为宽中这项举措，举行了一场名为“华教的危机－－谈宽中数学英文教改对华文独中的冲击。”

这场讲座会的消息发布时，曾有人指着主办当局的鼻子说：“这是宽柔的事，关你们中化什么事？”当然，这不只是宽柔的事，这也是大马所有关心华教发展的人都会关心的事。

三名主讲人义不容辞、千里迢迢，从吉隆坡赶下来“救亡”，时评作者李万千从民族自尊谈论此事，而留美的中化校友郑水兴还通过电脑阐述了各国实行双语教学政 策的失败经验，而留学英国的宽柔校友唐南发则凭他在国际社会的工作经验，一再强调，中学时代的语文学习问题并没有防害宽中生求生的能力。

现场出席者达70人，将整个新山留台同学会的会所挤得满满。新山留台同学会、宽柔校友会及南大校友会的会所是三间相连的店屋。我不知道出席的家长、校友、 为华教出钱出力的前辈有什么感觉？身为一名校友，今天要如此严肃地谈论母校的事情，却要与宽柔校友会的会所隔着一扇铁门进行，真的很不是滋味。而同时在隔 壁进行其它活动的宽柔校友，竟可以对于别人如何谈论自己的母校无动于衷。

出席者当中，有几位国中毕业生挺身而出，以自己为例，希望华社以国中生因面对语言障碍而造成失学率高为鉴，不要自我放弃独中这种得来不易、以母语学习各门学科的机会。

与宽中今年达7000名学生人数相比，70人出席的一个讲座会好像很渺小。笔者本来以为，直接参与母校教学工作的老师们，或者至少与问题最切身的彭志伦校长能齐齐出席讲座会，但看来，他们真的太忙了，忙得连回头思考华教、华校、独中问题的时间都没有。

一名初中数学老师站起来了，她将校方仓促行事的决策过程、老师准备不足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出席者听后齐齐摇头叹息。

对于主办当局及主讲人的努力，笔者与一班宽柔校友其实是心存感激。眼巴巴看着“宽柔校友”被几个“宽柔校友会”的领导人“骑劫”，签署了“八点声明”，成 为众人眼中沉默、支持这项政策的人，甚至在各种场合，宽柔毕业生都被许多人指为：受益自华社、却不关心社会的一群。为什么宽柔校友不说说话？

总算有一群爱护爱校的宽柔校友组织起来，提出了九点疑虑，准备提呈请愿书，要求校方为此做出解答，讲座会上，这项签名运动获得出席者的响应，为这群校友注入了强心剂，这种逆流的工作，最需要支持。

较早时，当我们听到董事长林俊民当众说，“面对一小撮人的指责，我感到很心痛”，一群较有意见的校友其实也是很心痛，万般感受无处诉，那些能走出“英文至上”迷思的校友都会问“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很多校友最直接的反应竟是：“很好啊！早就应该这样了。”

为什么要在一所华校，在初中阶段用英文课本来上数学？全世界任何一个教育学者，都会说：这是不可能提升英文，更不可能提升数学水平的政策。面对家长时，为 什么校方要顺应家长的要求，而不能骄傲地说：“既然你觉得英文如此重要，请你直接将孩子送到新加坡或国际学校，对不起，宽柔中学是一所华校，90年来都是 这样。”

面对留洋的校友回校投诉说“都是华校害我英文不好”，为何不大声回应他们说，“为什么你所读的大学会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独中统考文凭本来就是贯彻母语学习的啊！谁叫你中学时代没好好学英文？”

宽柔办学者为何如此没有信心？为什么非要走到用英文课本学数学的地步？然后好像跪着向家长说：“请你们报读宽中，我们的A组数学是用英文课本教的。”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难过的自卑情景。

笔者想起很多宽柔人，毕业后便到那个最近宣布双语教育政策失败的邻国求学后，便在当地工作、落地生根，在此暂不评论他们是否为外流的人才，只知道要他们越过长堤回来关心母校，似乎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一群人当中，有者在中学时代没有好好了解华教运动，当浸身在一个只看见英文带来功利的社会，便淹盖了母语在自己学习生涯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回来告诉母 校说，宽中应该用英文英语上课。更多人在新山成家立业后，纷纷将子女送往邻国读书，完全否定本地的华小、独中的教育功能。当独中办教育办到连校友都不认同 华教，母校，成也？败也？呜呼哀哉！

唐南发在讲座会总结时，感慨地说到他身边一些本地大学毕业生非常珍惜学习华文的机会，默默耕耘，并积极参加、推动国内各种文学创作比赛，这是独中生所亏欠华社的.. ... 他竟激动地哽咽了数秒钟。

在倒数母校新政策的实行日期的到来，笔者不禁要为明年升初一的学弟、学妹们，还有其它蠢蠢欲动的独中祈祷。

我们期待明年1月3日会有奇迹，或许宽柔中学校方会突然将已购买的英文数学课本转变为辅助教材。

我们也在倒数2008年UPSR考试，华小的数学、科学试卷会以什么语文出题？到时，我们就带几根香烛到华小、独中校门前送终吧！

真是个难得的12月18日晚。

＃

初一那年，我的数学拿了9分

我是96年毕业的宽柔人，自从知道宽中将在明年开始，在特优班以英文数学课本教学，心里便千头万绪。很想从宽柔人的角度写一篇东西，全被唐南发学长写完了。

直到今天，校方还在发表“明年恢复英文课本教数学”（见26/10/04星洲《大柔佛》，不能明白为何有关新闻在前几天于全国版嚷嚷后，退居地方版了）的论调。

前校长张拔川说，宽中虽然有特定科目使用英文课本，但校方从未聘任不谙华文的教师去教导这些科目，同时也坚持华语为教学媒介语。

现任校长彭志伦说，宽中明年起初中特优班将以英文课本教授数学科，但校方仍坚持以华语教学，这是绝不妥协的条件，因此最终是否将演变成英语教数理的疑惑是不存在的。

董事长林俊民说，宽中是每年最多学生参加统考的独中，而且也是强制所有初三及高三学生参加统考的独中，这就是对统考100％的支持。

总之，他们就是要说，“我们还是独中，和国中、国民型（已无法律地位的国中）、私立英校不一样。”

当我和一些校友提起此事，大部份的反应还是说“很好啊！”，但如果我继续说，“为什么是特优班？为什么是数学科？”大家便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特优班的学生永远在特优班吗？普通班的学生永远在普通班吗？考宽中时，由于数学成绩不好，便进了普通班。甚至在初一那年，数学科拿了9分，害我连家也不敢回。整个初中生涯，数学简直是我的恶梦，不堪回首。

结果，高中时，我还是进入文商（1）。开窍了，数学科成绩开始及格。到中国念大学时，我立誓从此不碰数学，便选了文学院的科系。与其它留学新加坡、西方国家的同学不一样，在我整个求取知识、思考的过程中，都是用自己最熟悉的华文华语。

在当地一场校际辩论会，一名辩员在辩论时语夹英语进行辩论，一名教授进行评述时说：“... ...对于这位辩员.... ... 我只听得懂俄语。”

在中国学府，外语当然不只是英语，一个泱泱大国，外语固然是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但对于大多数不太精通外语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品质、精神面貌，并不落人后。

我开始思考着，一种语文其实就是一个世界，像钱钟书那样掌握九种语文，当然需下苦功。对于其它语言，英文、马来文、其他原住民语言语文，能掌握是一个人的 本事，就算掌握不了，他也应该有权利使用自己熟悉的语文语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生存下来，而不是现在一些人心里所想：不会马来文就是不爱国、不懂英文 就无法掌握科技。如果学习的问题那么简单，那每个人都是天才了。

回国后，看到本地社会从上而下，在教育语言课题上还在争吵不休，甚至还无法看清楚半个世纪来，引发这种争吵背后的“隐议程”及其对发展多元文化社会所将造成的伤害、停滞，其实是心生厌恶，难道“教育媒介语问题”真的是潘多拉的盒子吗？

我的母校现在说是恢复以前的做法，这种恢复，有任何意义吗？ 什么理由？至少目前，我根本无法苟同其在报章上发表的任何言论、任何辩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更想听到的，其实是曾经鼓励我们要学好三语、在宽中不为升职、只为学生成人成材的老师们的心声，要在一个7000多人的学府里执教，在一个系统化教学（不小心就成疆化制度）的环境里，宽中老师们，你们的心声，董事们知道吗？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如果校方认为，身为校友，只有不问校务，有钱就捐才能表示“报”之道，那才真的不如不“报”。

＃

辩什么？论什么？-看新闻部的《首要辩论会》

9月11日晚上的第一电视《首要辩论会》（DEBAT PERDANA）被评为“完美的句点”、“新闻部勇气可嘉”，不过，当晚的主持人－前马来西亚前锋报集体总编辑拿督祖汉的表现可说是令人失望的。

与其说这是一场辩论会，不如说是一声论坛，而且是让执政当局占尽上风的表演论坛。主持人对反方的调侃，不仅让“国民团结”的问题搔不到痒处，并且还通过预设问题，企图引导受众在一些尖锐课题的思考模式，主持人的立场令人反感。

举例说：在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提问关于华小为何得不到政府拨款的问题时，首相署部拿督斯里纳兹里马上用一套似乎是巫统对教育源流问题的“统一说辞”接 到：“大家要知道，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有多种源流小学教育，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这种情况... ...”问题悬在此段，没有给反方人士进一步辩驳的时间。

在回教党说他们统治丹丁两州时，也公平对待各民族，主持人马上插嘴道：问题是丹丁两州有多少非土著？如果在其它州，你们也能实施同样的政策吗？一副“丹丁非土著少，你们平等对待还可以，如果在其它州，看你们还会不会如此慷慨？”的模样，
看了真是倒胃口。

在美国的第一次辩论，依照规定和抽签结果，戈尔用２分钟的时间回答了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随后，小布什有１分钟的时间进行反驳。之后，双方就此问题用３分 半钟时间进行辩论。第二个问题将由小布什回答，以此类推。在整个辩论即将结束前，小布什和戈尔各用２分钟发表简短的结论性讲话。上述辩论模式，较可以确保
主持人不偏不倚，是黑是白，就给给你相同的时间，争取时间阐述论点。

而笔者在观赏了《首要辩论会》后，感觉上，连主持人也是辩论嘉宾之一了。

无论如何，新闻部是跨出第一步，虽然有点粗枝大叶，但笔者相信这里面有许多改进的空间。

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种价值观（例：通过教育促进国民团结）形成了冲突。
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一方要维护某种理想价值，另一方要维护某种比较可行的实用性价值。也有的时候，双方所维护的是不同的理想价值。

但是，辩论的目的是要对争议中的问题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其真正使命不是在两者之间一决胜负，而是寻求对两者最大限度兼顾的最佳方案。偏偏那些引起广泛争论的辩题多半具有两难的特征，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能完全成立。追究起来，一切重要争论都源于价值观的分歧。

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如果抱着一决胜负的心理上阵，就不仅会露出“败相”，而且会施展出坏辩术，在誓死捍卫自己这一方的观点时，把它推至极端而成为明显的谬误。

因此观看电视政治辩论的观众，不可将之与一般辩论会等同观赏，耳朵、眼睛都要保持冷静清晰，从中节目的组织者、组织背景、受邀嘉宾，咀嚼每个人的说辞，实在是看不下去的话，就当做是一场表演好了！

最后，从当天的辩题“通过教育促进团结”来总结，笔者认为，1985年马来西亚27华团联合签署的《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还未过时，其第四条宣言 为：“我们认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促进国民团结和国家进步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的基础上国民才能团结。”这个泛人类、跨族群的宣 言，若有可辩之处，恐怕是狡辩了。

＃

救救海马，救救海洋 !

听说过海马吧？ 翻开童话故事《美人鱼》的插图，总有海马相伴，所以，从小我就认为海马属于深海的，它是海底世界最美丽的动物之一。

在关于海马保育工作的专题刊登后，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雀跃：天啊！柔佛州的蒲莱河里有海马！！

海马是海龙鱼科家族成员，全世界共有33种海马，我国海域内就有其中的7种，在蒲莱河里的海马，是属于濒临绝种的黄金海马（Hippocampus Kuda），初次在1852年被一名新加坡人于南马海域发现，身长在15公分以内，以河里的小虾、浮游生物为食。

柔佛州蒲莱河口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海草，是海马的温暖窝。但是，当地渔夫在80年代每天可以捕捉到40－100尾，到今天已没有渔夫以此为生，因为，海马身影已难寻。

20世纪开始，人类讨论物种灭亡问题的结论往往是：人类是物种的杀手！科学家对海马的第一份研究刚在1995年出炉，它们却开始面对失去生存环境的威胁。

蒲莱河岸的农业活动（园丘除草剂）、渔业活动（滥捕）、与新加坡港口竞争的TANJUNG PERLEPAS港口（为发展进行的填土、挖深海床）、中医补药，都牵引出人类发展如何与保护大自然共存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视而不见，而是每一个想延续 生命的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国目前没有专业的海马研究员，更甭说保育工作。约在2001年，一名来自丁加奴理工大学的海洋系华裔研究生，获得政府13万9千令吉的研究费用，千里迢迢到振林山驻扎，开始进行为期三年的海马生长习性、繁殖率等研究。

这位仁兄在后期将怀孕的“海马爸爸”进行人工培育，并于2003年11月，将250尾可爱的小海马放回大自然，可是在往后数个月的观察期显示，大部份人工保育的海马不知所终，每一次的捕捞都不超过20尾，这项保育研究即将宣布失败，令人闻之心痛。

这名研究生将在今年毕业。往后，海马的研究由谁或有谁来继续，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一个物种的研究保育工作并不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有多少人能不计回酬愿意放下工作、学业，在退潮时，双脚踏入红树林河岸沼地，拖着鱼网，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网空”？

全世界被发现的海马有33种，其中七种就栖息在我国海域。蒲莱河内的黄金海马已被国际受保护海洋物生公约（CITES）列为“脆弱及资料匮乏（Vulnerable and Data Deficient）”。

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刚开始准备进一步把海马列为我国的受保护动物，在发展及拨款项目，哺育人类文明的森林、河流、海洋所得的“维修费”，往往比起城市内人工的花圃还差之千里。亡羊补牢，只能祈求老天怜悯无辜的后人，别让“羊群”跑光。

在无法抗拒发展洪流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为海马做的就是“搬家”，将蒲莱河口海草区未发现的海马迁移到其它相似的环境，其二、在蒲莱河上建筑“奎笼”，就地养殖及保育海马，但这需要投入资金、技术及人力。

我国政府有必要重新检讨目前的环境发展政策，尤其是改变环境评估报告（EIA）形同虚设的地位，修正快要可以摆进博物馆的环境保护法令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令，重视多元物种保育工作，拨款增加物资人力，让环境保护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

＃

欢迎参阅“救救海马行动委员会”网页

Press freedom: Who controls media owners?

I refer to the letter Press freedom limits set by owners.

When we talk about press freedom, we must not forget the parliaments Acts that pose a threat to our media institutions. For instance,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1972, the Defamation Act 1957,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and the Sedition Act 1948.

It is vital for democracy to honour and promote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bu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that it is extravagantly hopeful to just wait for a policy change on press freedom. Censorship always protects a certain interest group.

It is true that press freedom limits are set by owners, but who sets the limits on owners? Controversial debate arose over whether a political party should buy over media institutions i.e. when the MCA-linked company Huaren Holdings acquired two Chinese language papers .

Advocates claimed that it is purely a commercial transaction, but did they give the same competitive chance to grassroots groups or opposition parties?

If government can own their media companies, why can't we set up our own media companies in communities?

Although one can buy a copy of Harakah or any of the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organs on the street, the facts continue to show that there are limits on circulation and printing capacity. Why can't they be given the same parameters as the mainstream media?

Maybe we should feel a little r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allowed - through the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s 10 Point Bill of Guarantees - the continued, open existence of online publications.

But when we look at Malaysian society, what percentage of families fully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Ask our friends in journalism on how often do they surf online to get information and the answer might be startling.

Press freedom can only come from constitutional freedom. We cannot judge only by what is sold at newspaper kiosks, no matter how much freedom is given by government.

One day, when journalists can write or edit without fear of having their publishing licences suspended, and when people can choose to publish more than 1,000 copies of a publication without interference, only then will the notion of press freedom come true.